[19]他借用美国汉学家陆思礼的研究，强调新中国如何有弹性地使用法律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党内民主受到了遏制，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变得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最后变成了个人专断。这样，在党与各种国家权力之间（比如党与人大、党与政府、党与司法等）就形成了决策权与执行权之间的相互制衡。
其二就是以伊朗1979年宪法为代表的神权宪政（theologicalconstitutionalism）。[18]在巴克尔看来，苏联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这种体制未能容纳宪政的基本理念，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法治。这是公共组织的外表，也是其他世界所期望看到的。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概念，但这个概念本身包含了法治内部程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张力。[6]在市民社会与民主化研究领域，后来被广泛引用的学者当数JohnKeane。
比如在伊朗宪法中，国家机器本身必须服从于最高宗教领袖设定的终极限制，而在中国宪法中，国家机器也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56]LarryCataBacker，同上注，p.16-7。即使一个人施行了极为严重的刑事犯罪，如果其罹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也不应对其处以死刑，否则就是侵犯了人格尊严。
从我国宪法第38条的措辞与立法体例来看，尊严条款的理论基础较多体现了人格理论，而非自然权利、人是目的，或者价值共识。在该判例中，人类基因遗传是否应保持完整性，以及孩子是否有权知道父母的身份，成为以人的尊严这一宪法原则涵摄的问题。这就是说，无论在实定的规范地位上，还是在法理基础上，它们都为尊严作为基础规范提供了较为坚实与明确的法律与理论支撑。[13]?生命权体现在死刑案件中，甚至包括临终关怀。
[18]其所阐明的正是这样一种原理。鉴于我国不存在西方国家意义上的违宪审查，法院在审理普通案件之时，既可以宣布特定当事人一般人格权受到了侵犯，亦须判定特定主体侵害了当事人宪法上的人格尊严。
在基本权利的发展历史上，并非所有基本权利都被作为规范对待，由法院在司法裁判中直接适用。作为一个社会法治国家，宪法法院大量援引尊严条款，作为证成政府积极给付个体基本社会服务的宪法价值基础。其三，这一个体精神上的本质构成内在于个体自身，不依赖于任何外物，是人之为人的产物。起码在目前，价值共识理论尚不能称为具有绝对普遍性，主体间性理论也被认为带有乌托邦性质。
与规范相比，脱离具体的法律关系，难以单独剥离一个独立的尊严规范。人的尊严条款是二战之后德国宪法的重要特征，被作为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在基本法中。特别是尊严与社会经济权利，已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传统以消极属性为特征的自然权利思想，这无疑是南非社会基于本民族历史且符合其民族特征的人的尊严诉求的一种新的法律形式。有关国家权力分配的条款属于美国宪法解释中的结构主义，其所确立的联邦主义与三权分立直接约束联邦与州政府机关，构成法院裁判过程中援引的规范依据。
基础价值则于比较的意义上适用，尤其用以判断是否构成歧视之时与平等自由的比较上。摘要: 规范地位是指某一条款在基本权利内部乃至宪法规范体系中的效力，取决于该条款在特定宪法秩序中的法律属性。
将基本权利作为价值是一种建立在对实定国家权力及运行程序的认可与遵守上的认识，既是实证法律规则，也是人们的共同认识。这并非意味着美国不注重尊严保护，而是借助比尊严更为根深蒂固的自由民主来捍卫个人尊严。
虽然我国宪法理论尚未完全接受客观价值，但是，宪法序言中载明的宪法是最高法，及宪法基本权利须由法律具体化这一流行命题既包含了基本权利向普通法律渗透的可能，普通法律的原则性条款也提供了容纳宪法价值的可能空间。支持美国法院保护尊严的并非是康德哲学，而是洛克、密尔，以及开国之父所依赖的永不妥协的作为平等政府的民主价值。人权是一揽子基本权利的总称，人的尊严特指人格贬损或者影响人格的进一步发展。在此，作为共同价值的人的尊严既非来自先验的道德假定，也非来自纯粹的理性思辩，或者心理学上的认定，而是来自欧洲社会长期的历史与传统，因而价值共识之下的人的尊严更多是一种生活世界中的生活哲学，也是一种实践理性，它是社会学的而非哲学与心理学的。狭义的宪法效力或法律效力是法院在裁判中可以直接援引的规范。正是在包括精神、思想、情感、物质等多层次的交往过程中，个体不断发现和肯定自我，承认和尊重他人。
至于何种情况构成刑事诽谤，何种情况构成民事名誉侵权，视对人的尊严侵害程度而定。[16]从南非宪法法院的裁决来看，作为基础价值的人的尊严不同于作为基本原则的人的尊严。
Inherent的英文含义为固有的、内在的和本质的，表明联合国与国际人权文件赋予人的尊严以自然权利属性。第3条规定：共和国的任务，在于消除经济及社会方面的障碍———实际上限制公民自由与平等的障碍，阻碍人格充分发展及全体劳动者真正参加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的障碍。
除了社会法治国所蕴涵的干预主义理念，即能动的法治国内涵之外，宪法法院的积极作用不容小觑，包括各邦在内的立法机关也担当起了与联邦宪法所确立的理念相符合的角色。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这很容易导致得出下面这一结论，即对人格尊严的侵犯并不包括民事上一般人格权的侵害，从而将人格尊严的侵犯仅限定在刑事领域。《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在多处使用人的尊严（human dignity），并在多个条款强调人格发展。尽管源于交往理论作为价值共识的人的尊严摆脱了哲学上的先验假定，而让位于生活世界的历史与传统，其成立与存在依然依靠一系列前提与假定，这就是理性的个人。日本学者大须贺明指出: 所有的权利和制度极端地说来都是为保证增进个人自由而存在的，也正因为这样，权利和制度才有价值。
如果意志不具有普遍性，不能作为普遍立法原理，其行动就无助于实现个人的目的性。康德的这一分析预设了一个理性的个人，理性的个人在采取行动时所应遵循的意志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认为意志与行动所要达至的目的是人自身，即人是目的。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侵权方亦为私主体。二、尊严的法理依据对尊严规范地位的进一步考察尚需分析其所依存的法理基础，即尊严之于人有何种价值，缘何须受到宪法保护，以此证成何以尊严具有约束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法律力量。
虽然宪法委员会承认人的尊严是一项基本原则，承认尊重人的生命，但却并未要求将之延伸至胎儿。因为，几乎每一个基本权利条款都包含着对人格的承认与尊重，对任何一项基本权利的侵害都意味着损伤个体尊严，故尊严须在具体宪法关系中才能获得规范内涵。
作为独立条款的人格尊严，在我国宪法的规定下获得具体规范内涵。基本权利条款与此相同，有些条款较为抽象，有些则较为具体，可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其二，它是个体精神上的本质构成，包括人格完整与发展。与其他司法区域开展的尊严保护相比，我国宪法上的人格尊严无论在伦理基础还是规范含义上都有尚待开拓的空间。
否认人的自由就是否认他们的尊严。在此，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一为民事上的人格权，一为宪法上的人的尊严。
[7]第22条规定：作为社会成员之一，每一个人享有社会保障权，有资格通过国家努力与国际合作的方式，依据每一个国家的组织与资源，以及与尊严和个性自由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相一致的方式实现这一权利。在德国法上，作为基础价值或者根本规范，无论在刑事法领域、家庭法，还是在民事法律部门，以及社会法领域，处处可觅得人的尊严条款的影响。
德国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国家，在此模式之下，一些宪法规定作为最高价值被要求体现在部门法之中。在具体案件中，人的尊严可作为导引，用以确定特定宪法关系中是否存在着人格贬损与影响人格发展的因素，进而削弱某些特定宪法价值，侵犯某一基本权利，即以影响人格与人格发展的方式削弱宪法承认的其他价值。